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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争霸的意识形态背景

直观中国 时间:2018-01-18 11:09  来源:镜厅论道   浏览量:

一、拿破仑霸权的意识形态视角

拿破仑霸权跟以往的霸权相比较,意识形态背景不同,霸权的意识形态性质不同,历史意义也不同;拿破仑霸权既有侵略、掠夺、奴役其他国家主权与人民的霸权的一面,也有保卫和传播大革命思想,推动历史进步的一面。拿破仑霸权遇到了启蒙思想、民族主义和宗教传统三大意识形态问题。

这里讲的意识形态,指的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法国和欧洲的整体性和政治性的思想观念。跟当下中国流行的意识形态概念不完全相同,也不是拿破仑时代特拉西提出的“意识形态”(通常翻译为“观念学”),我这里指的是当时法国和欧洲整体性的、政治性的思想观念。

拿破仑霸权指的是1806年之后他争夺和获得欧洲大陆霸权的过程。1799年,拿破仑成为法国最高统治者,他的对外目标是,战胜封建欧洲的武装干涉,在法国周围建立一批附庸国;战胜英国,从英国手中夺回法国在海外的殖民地,把英国势力从欧洲大陆驱逐出去,继承前朝遗愿,夺取和巩固“天然疆界”,建立以法国为核心的大欧洲。他说:“我要把仅仅还是计划中的付诸实施。我们应当有一部欧洲法典,一个欧洲的最高法院,一种欧洲的统一钱币,统一的度量衡、统一的法律。应当由我把欧洲的各国人民变成一个统一的人民,巴黎要成为世界的首都”。

战争过程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主要是同四次反法联盟作战。第一、第二次反法联盟都是打着复辟波旁王朝旗号,作为公开的干涉力量者出现,拿破仑则以反干涉主义相对抗。在同第三、第四次反法联盟战争期间,拿破仑对外政策已显露出明显的争霸性质,但是它的主要倾向还是反干涉主义。后期的重要变化是拿破仑1806年实际上取消了普鲁士这个德意志强国的独立,接着发动对英国的大陆封锁战争、对西班牙的殖民战争、对俄国的侵略战争直至引起欧洲大陆的反拿破仑战争。

拿破仑霸权与意识形态是什么关系呢?首先,拿破仑争霸有深厚的意识形态背景。历史进入十八世纪,思想史与政治史的关系翻开了新的篇章。《剑桥18世纪思想史》的两位主编,马克.戈尔迪和罗伯特.沃克勒在该书的导言里说,18世纪思想史和政治史有着平行的“编年轨迹”, “1789年法国大革命被当时的支持者和批评者更确定地视为启蒙理想的实现或实践顶点”。他们还强调,那个时代的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知识与权力相结合。人类历史上,思想解放和政治变革第一次如此形影相随,理论和实践第一次这样密切的互动。法国大文豪雨果对法国大革命评价:“法国大革命不是别的什么,她就是用刀枪武装起来的思想!”拿破仑争霸,某种意义上是在用刀枪推行这种思想。

其次,拿破仑争霸有意识形态性质。拿破仑称霸之前,欧洲近代曾经有过三次问鼎大陆霸权的战争。十六世纪上半叶查理五世和十七世纪中叶腓力二世所追求的哈布斯堡家族的世界帝国,十七世纪末路易十四图谋法国主导下的大陆霸权。这些霸权争夺都是在封建制度和基督教同一背景下进行的领土领地争夺,可以叫做西方的“春秋无义战”,引起的只是人民的苦难和生产力的倒退,王朝的往复循环。拿破仑称霸背景不同,伴随着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宗教改革欧洲产生了启蒙思想,启蒙思想和大革命摧毁法国的旧观念、旧秩序、旧制度,极大的推动了人的解放和历史的进步。革命威胁欧洲旧秩序、旧观念和既得利益,引起欧洲封建势力军事干涉。思想解放引起革命,历史进步引起战争。拿破仑称霸的时间并不长,霸权也并不巩固。但是它是启蒙和大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内政外交政策都是大革命的延续。拿破仑战争既有自卫的一面,也有争霸的一面;既有保卫和传播大革命原则推动历史进步的一方面,也有侵略、掠夺、奴役他国主权与人民的一面。这种两面性是拿破仑战争和霸权的最突出的特点。

第三,拿破仑争霸有意识形态意义。从拿破仑开始,欧洲国际战争第一次具有了重大的历史意义,其中包括重大的意识形态意义。战争围绕着大革命成果和法国主权展开,形成极端复杂的历史现象和意识形态纷争。拿破仑战争不仅结束了大革命而且让一百多年来启蒙思想的争论到达了转折点。拿破仑之后,法国波旁王朝复辟,维尔纳会议重新恢复欧洲均势。结束了关于启蒙运动对法国大革命影响的争论,同时开启了政治思想的新视野,这些新视野不但将盛行于法国复辟王朝时期,也将流行于19世纪早期的整个欧洲。从大革命到拿破仑霸权引发的思想争论,加上“英国革命、法国革命以及二者之间的美国革命构成的三方对垒,引发了一系列围绕着各种重大问题的学说之争,形成了那一时期知识分子、政论家甚至一些国家首脑的’百年战争’。”(《剑桥十八世纪思想是导言》)这些影响波及到半个世纪后的普法战争、以及两次世界大战,至今仍然深刻积淀于世界外交和政治理论之中。

第四,拿破仑争霸遇到重大意识形态课题。拿破仑被公认为十分务实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但是他并非不懂得思想观念的重要性,他曾经说过,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最有力量,一是剑,二是思想,而思想比剑更有力量。在戎马倥偬之中,他很少有意识形态的长篇大论,但是透过现象可以看到他的意识形态倾向和矛盾心理。在他称霸过程中,至少遇到了三个重大的历史性意识形态课题,启蒙思想、民族主义和宗教观念,他都做出了不同于前人的历史答卷。

二、拿破仑霸权与启蒙思想和大革命成果

拿破仑执政后仍然坚持着启蒙主义的思想,通过改革和《拿破仑法典》巩固了启蒙思想和大革命的成果,却恢复了专制制度和贵族的等级特权,向保守主义妥协倒退。他与观念学派的争论,表明他对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立场。

拿破仑执政的大方向是什么?他如何对待备受争议的启蒙思想?拿破仑年轻时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狂热崇拜伏尔泰、卢梭。他还自诩为雅各宾派,并为此受到牵连而坐牢。启蒙思想和大革命精神影响了他一生,在圣赫勒拿岛回顾人生的时候,他还在赞美大革命,“啊!大革命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在1789年爆发时,我张开双臂来迎接它。”“我生活在如此一个大变革时代,见证了一次大革命是多么幸运”。(《拿破仑自传》)。可是1899年,他做了第一执政后立刻宣布,大革命结束了。随着雅各宾派下台和拿破仑上台,启蒙思想已经偃旗息鼓。

在教宗庇护七世旁观下,拿破仑替跪下的妻子加冕为皇后。他并不是由当时的教皇庇护七世加冕,而是自己将皇冠戴到头上,以示他的权力至高无上,不受天主教会控制。

拿破仑是启蒙思想的继承者。他的上台是大革命的发展结果,受到大革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约束。一方面,他要继承大革命的遗产,这个遗产就是一个经过思想和革命洗礼的崭新的法国,观念上、制度上焕然一新,国力、影响力大大增强。这是他进行战争和争夺霸权的资本,他必须实际上继承启蒙和革命的思想,高举启蒙和革命的大旗,呼喊着自由平等的口号去战斗。另一方面,面对大革命的暴力和失序,以及种种过激行为,面对法国和欧洲铺天盖地的责难和攻击,志在征服欧洲的他必须减小阻力,迎合另外一种要求,就是对启蒙和大革命进行反思甚至妥协。

拿破仑时期的内政外交政策,延续了大革命时期历届政府的原则,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巩固启蒙和大革命成果,他做的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事情,就是决策、主持和参与编撰了《拿破仑法典》。法典把大革命的成果法律化,启蒙思想的原则法律化。法典忠实地体现了《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的精神,以法律对宣言提出的各项人权的做出具体保障和落实。“所有法国人享有民事权利。”法典规定民事权利是自然获得的,不以宪法所规定的公民资格为条件,更不受社会身份和财富所制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只适用于立法后,不具有追溯既往的效力”,现在的法律不得追究过去没有法律禁止的行为;确立了“法不禁即可为”的思想,确保公民权利不得以“秋后算账”的方式受到侵犯。“人人享有无辜推定权利”。

《拿破仑法典》把启蒙思想落实到经济制度上,体现三大基本原则:1、财产所有权的原则。2、契约自由的原则。3、损害赔偿责任的原则。这三个原则贯穿着法典的全部内容,体现《拿破仑法典》的精神实质,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得到确实的保障。此后三十年间,法国资本主义有了迅速的发展,开始实行产业革命,出现产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法典对原有法学成果的继承和法律条文的通俗实用都是有口皆碑,拿破仑对法典非常自豪,认为远远胜过他的辉煌战绩。以立法的行动落实百年风雨启蒙和十年暴烈革命的成果,法典对法国和欧洲做了巨大贡献,也是对人类思想的巨大贡献。

知识界和思想界对大革命反思,一致追溯到启蒙思想的正确性与否。争论一直伴随着革命,持续旷日持久,众多思想家卷入,内容深刻激烈。自由与平等、民主与集权、旧制度与新制度、意志论与理性论、自然权利社会权利、宪法之争还是管理之争、直接参与代议制。一直追问到卢梭和启蒙思潮。最有影响的是伯克的《论法国大革命》,伯克的思想影响到英国的国策,大革命前期,英法之争实际上是为意识形态而战。后来经过雅各宾专政和拿破仑独裁之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著作中的思想被认为是“民主极权主义”的源头。斯塔尔夫人说,卢梭什么都没有做,可是他点燃这一切。后来的评论者,也认为大革命实际上是临时发挥,即兴之作。托克维尔说,暴政可以在没有信念的情况下进行统治,但自由则不能。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就是在纠正卢梭的基础上产生的。在1803年 1月 11日与罗德雷的一次餐后闲谈中,拿破仑居然贬低卢梭而歌颂伏尔泰:“我愈读伏尔泰的书,愈喜欢伏尔泰;”“直到十六岁时,我还会为了卢梭而与一切服膺伏尔泰的人们进行斗争;现在的情况刚好相反。自从我见识了东方以后,我对卢梭就特别厌恶了。”拿破仑从崇拜卢梭到服膺伏尔泰的转变也是他的思想转变的轨迹。

欧洲旧势力仇视和反对法国大革命,反作用力十分强大,除了七次反法联盟之外,法国内部争论和社会动荡也十分激烈。在这种背景之下,拿破仑时代的法国越来越趋向于保守,越来越趋向于倒退。他专权、称帝、打压不同意见知识分子、限制言论自由、向贵族和教会退让。在国际上,把自己打扮成欧洲封建大家庭的成员,为此不惜与奥皇的公主结婚,晚年他对此懊恼不已。这种保守和倒退,当然有拿破仑个人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大气候、大环境、大背景,也可以说人心所向。他当皇帝是高票当选,原因是人们都希望有一个权威来恢复秩序、保卫和平。不管左中右都在呼唤权威。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对于拿破仑独揽几乎一切行政大权的行为既不必褒扬,又不必贬斥,因为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突然消失以后,这些权力便落到他的手里。他当时拒绝这些权力和接受这些权力,几乎是都同样困难的。”

对法国大革命进行反思的情绪和思潮,反映到意识形态里面,法国出现了“观念学派”(意识形态)、“社会科学”,这样一些新的政治思想的追求。意识形态、社会科学在当时就被称为“新政治学”。法国是一个有理性传统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力图用理性来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以特拉西和他的老师孔狄亚克为代表的新观念学派,提出了“观念学”(意识形态)的概念,想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物理的方法,从人的生理活动,神经感觉出发上升到观念,认识和把握人的思想和思想体系,乃至“社会体系”。这是人类以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问题、人文问题的最初尝试,具有唯物主义的思维萌芽,对后世意识形态、社会科学、人文精神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是观念学派走的是一条理想主义的路线,距离现实越来越远。开始拿破仑支持他们,他们也支持拿破仑。后来却分道扬镳,甚至变成对立双方。因为他们并非对政治漠不关心,他们还在干预政治,对拿破仑向专制、特权,对教皇和宗教势力的妥协不满,对拿破仑的战争政策不满。这就使他们和拿破仑产生了矛盾。起初,拿破仑远征埃及的时候,还邀请特拉西以准将资格随他出征,到后来拿破仑认为这些书呆子是“空想家”,对他不仅没有什么益处,而且还帮倒忙,他甚至指责观念学派要对他攻打俄罗斯失败负责。他要的是现实主义,马基雅弗利主义。应该说拿破仑,在总的思想体系上,坚持了启蒙主义。同时他的妥协、回调、倒退,向保守主义靠拢、接近,也是实实在在的。拿破仑是个十分矛盾的人,他并不是意识形态学者,他要用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三、拿破仑与新生的民族主义思潮

拿破仑处在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刚刚产生的时代,他遇到了三个巨大的历史悖论,于法国而言,爱国主义的防御与霸权主义的征服;于欧洲各国而言,民族主义的保家卫国与民主主义的民主政治;于欧洲大陆而言,是统一和平的欧洲还是各自为政的竞争乃至战争的欧洲。

18世纪后半期,发轫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扩散到法、德等其他欧洲国家。资源、市场的争夺和占有成为民族主义发展的经济推动力;启蒙思想是民族主义的思想推动力,大革命是民族主义的政治推动力。法国率先建立起民族国家。大革命前,法国思想家大声疾呼,“专制之下没有祖国”,民族国家重大意义在于她是与王朝国家相对立的民族国家,是与专制对立的人民主权国家。大革命把国家权力的巨大力量和人民的自由民主(包括经济权利)焕发出来的巨大力量结合起来,把国家权力与民族利益、民族感情、民族文化结合起来,催生了现代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在内政方面,民族主义的作用并不明显,但是当欧洲旧势力武装干涉法国革命的时候,法兰西民族主义就显示出令人震惊的力量。拿破仑为民族主义者这把利剑淬火,使它成为锋利的双刃剑。

大革命推翻了专制王权,破除了贵族等级制度,农民分得了土地。大革命以激进暴烈的方式推进,迅速的普及了启蒙思想。平等和自由,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要求,而且上升为国民意识、主权观念、民族主义。无论资产阶级还是农民为了保卫大革命的成果,都成了爱国主义者。防卫战争在开始时失利,法国的立法议会发出公告:“祖国在危难中”,号召人民开始奋起保卫祖国。大量普通“消极公民”参加了军队,在民族热情的激励下,法国军队士气高昂,1792年9月20日在瓦尔密战役取得了胜利。歌德当时在普鲁士军指挥部队里看到了法国士兵挑起帽子高呼“民族万岁”,然后冲出战壕的场景,他说:“此时此地,开始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如果说大革命和保卫大革命的防御战争锻造了法国民族主义利剑,那么拿破仑的征服战争则锻造了欧洲各国民族主义的利剑。拿破仑军队横扫欧洲之际,把自由、民主思想带到欧洲的其他地区,推动当地反对封建王朝,争取自由民主的进程。同时,其统治也引起了被占领地区人民的强烈反抗,推动了该地区民族主义的发展。拿破仑战争不仅仅给西班牙、意大利埋下了民族意识的种子,坚定了英国的民族情感和理念,加坚强了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且直接催生了德意志民族主义,造就了自己长达百年的宿敌。新的民族主义情绪与旧的封建主义传统一起,构成了欧洲反法联盟的思想基础,拿破仑利用民族主义争霸,也为自己的霸业挖掘了坟墓。

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是近代欧洲乃至世界的两大主题。拿破仑的争霸战争打断了各国争取民主的进程,把他们也推上了民族主义扩张的道路。民主主义让位于民族主义,历史走进了吊诡的怪圈。拿破仑占领德意志之时,德意志仍然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按照现实的逻辑,德意志应该首先反对封建专制,解放人民建立民主。法国的入侵和奴役,让德意志知识分子和人民的民族主义首先觉醒,德意志不顾个人的自由与权利,甘心在封建统治者的领导下,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获得民族的独立。这种“救亡压倒启蒙”的方式给德意志的历史进程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俄罗斯的情况有些类似,拿破仑远征俄罗斯的战争,让俄罗斯民族情绪高涨,在拿破仑退却的路上,大批法国士兵被俄罗斯人民杀死。在德意志、俄罗斯,由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未能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统治者利用民族主义把仇恨引向外部,形成霸权主义倾向。

拿破仑称霸欧洲的梦想,有一个似乎崇高的目标,那就是实现欧洲的统一。由于古代罗马帝国的征服和中世纪基督教的一统天下,欧洲大陆一直具有联合甚至统一的条件,有识之士为了消除连绵不绝的战争,建设统一的市场,一直有一个大欧洲梦。但是拿破仑的称霸战争,带来的伤害、奴役和掠夺,非但没有加速和平与统一,反而冲破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束缚,让欧洲饱受战火蹂躏。没有完成启蒙的民族,缺乏民主政治与理性传统,在艰难复杂的转型中,统治者常常会有意无意地利用民族主义的狂热进行战争和战争威胁,把一个民族引向灾难的深渊,并且最终以极为沉重的代价来重新补上缺乏的历史课程。这是专制与霸权的内在逻辑,也是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思维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拿破仑锻造了国际关系中的民族主义利剑,打开了民族国家争夺霸权的潘多拉盒子。当历史走到19世纪70年代的时候。民族主义的浪潮,再一次席卷了欧洲。德国在普法战争中完成了民族国家的建立,同时也完成了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准备。后来终于成为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

四、拿破仑与欧洲的宗教变革

拿破仑调整了宗教政策,推进宗教世俗化、民族化、多元化。他的政教分开和宗教宽容、多元、平等的思想,尊重、利用、管理宗教的思想,成为他重要的思想遗产;宗教成为他称霸的强有力思想武器;他的宗教政策和体制,为欧洲宗教改革定格,影响深远。

如果说民族主义是拿破仑遇到的新问题,那么宗教就是他遇到的老问题。基督教是欧洲思想观念的基础,教育和文化的主要内容。教会不仅仅是最大的传播实体,也拥有巨大的社会势力、政治势力。神权王权结为一体成为欧洲最顽固的保守势力。欧洲的自由主要是对神权的自由,平等主要是特权的平等。宗教改革、启蒙思想的发展,启动了欧洲世俗化的进程。大革命一举打破了教会特权、神权枷锁。政教合一被打破,世俗化多元化进程开启,欧洲人的思想大解放。拿破仑面对宗教的变化,一方面巩固大革命成果,推动宗教改革前进,另一方面从现实出发,推进宗教世俗化、民族化、多元化创立了许多新的思路和政策,较好的处理了宗教问题。

拿破仑从20多岁起任法国意大利方面和东方部队总司令,1799年30岁的他任第一执政,直至法兰西皇帝。近30征战,足迹遍及意大利和由地中海到埃及、叙利亚各地。与新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频繁接触,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经历,与各种宗教和教派人物打交道,尤其他亲自经历了1789年大革命起因宗教问题所引起的政治和社会的长期动荡,深知宗教在各族人民生活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因而他重视宗教,重视宗教政策。

他的宗教观听起来是自相矛盾的。拿破仑自称:“没有宗教信仰”,但是他认为“神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宗教显然都是人的产物”。他问道,“为什么有那么多宗教?为什么我们的宗教并不是永远存在的?为什么它是排他性的?”“为什么这些宗教要互相低毁、互相斗争、互相歼灭的?为什么这种情况曾出现在所有的时代、所有的地方呢?”他回答道:“这是因为人永远是人,这是因为那些教士始终在悄悄地从事欺骗和说谎。”拿破仑把神与宗教分开,与教会和教士分开。这种宗教观,形成了他政教分离的思想基础,法国社会世俗化的思想基础。

他认为人都具有宗教情感,似乎是自然的。而“宗教情感是如此地使人获得安慰,具有宗教情感是上天的一种恩惠”。只要为人们所信奉的是一种正宗的宗教,对它就应当像尊重人的财产和人身一般加以尊重。这是他受启蒙主义影响尊重人的权利的表现。雾月政变,拿破仑当上了法兰西共和国执政府第一执政。12月13日颁布的《共和八年宪法》,保证信仰自由。拿破仑的宗教政策很快就见效。雾月政变两星期后他以公民安全和信仰自由为条件,结束了流血七年的外部支持的国内叛乱,平叛后他以第一执政身份再度申明:“大革命已经过去,信仰将完全和绝对自由,将给所有公民以同等的保护。”他接着说:“务必告知你们的同伴—公民们:革命的法律将永远不会再次蹂躏美好的法兰西土地。这种宗教尊重和宽容的态度,大大减小了他统治的阻力。

他鼓吹宗教的多元和平等,利用这种政策实现他的霸业。他在远征意大利时,向意大利各族人民宣称:“你们的财产、宗教、习惯将受到尊重。我们只是对奴役你们的暴君作战。”在埃及、叙利亚,他要求尊重的是伊斯兰教各教派、各地区的信仰、习惯。他的宗教政策不仅仅大大减少了遇到的抵抗,而且他还通过运用《古兰经》交易化解了穆斯林的反叛。他甚至说:他的出现,早已记载在《古兰经》里。“现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古兰经》也“都已经预言过并做出了规定”。拿破仑在这段历史中非常精彩的一笔,是他给予犹太人和犹太教平等地位的惊人举动。这个政策对欧洲犹太人的解放、犹太人经济地位和职业领域的改变、犹太人宗教和世俗生活的变化、犹太政治复国主义思想的产生以及犹太民族以后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

拿破仑加强了对宗教的控制,使之服务于他的统治需要。1801年他与教皇签订《教务专约》,规定天主教为“大多数法国人的宗教”,大革命中被没收的教会财产不再归还,法国的教士必须宣誓效忠宪法和政府,他们的薪金由国家提供。此后,法国的大主教和主教人选由拿破仑提名,而后教皇予以任命。由于多数居民的信仰和上述规定,天主教会成为当时法国政治制度的支柱之一,天主教会服从国家,主要是服从皇帝,协助他治理国家。这里他实际上完成了基督教的民族国家化过程。这一系列思想满足了他内政外交的需要,既承载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来的历史进步,也包含了面对欧洲历史和现实的妥协。在之后的时代,拿破仑的宗教观念和宗教政策成为各国效法的榜样,这些原则流行久远。

五、历史的启示

两百多年过去了,拿破仑遇到的那些问题,启蒙思想的问题,民族主义的问题,宗教信仰的问题,似乎仍然摆在我们面前。这是我们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拿破仑霸权的现实原因。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表述过这样的思想:“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拿破仑执政和争霸时期遇到的意识形态的问题,在人类历史上几乎都是第一次,都是历史性的,那种复杂和巨大的程度也是罕见的。不仅仅因为启蒙和大革命是历史性的,而且法国在欧洲的大国地位和她的民族文化传统的深远影响,特别是拿破仑本人的个性和历史机遇的不期而遇,汇合到一起,形成了人类历史的战争奇观和意识形态奇观,留下人类历史遗产的宝库。

为什么思想启蒙和大革命后出现集权,拿破仑霸权有历史必然性吗?民族主义从产生开始,分蘖出诸多思潮,沙文主义、帝国主义、民族极端主义,拿破仑战争和霸权对此有什么影响?价值观之争、文明冲突,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是酝酿外交争端甚至导致战争危险的原因吗?上个世纪一战、二战和冷战中意识形态起了多大作用?以人权的名义干涉主权,以正义的名义谋求霸权?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如何?

以往我们对拿破仑的霸权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重视不够,研究不够。经济和社会发展与人们自由平等发展的水平是同步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也是同步的,当代经济全球化、欧洲一体化、信息技术带来的传播革命,让价值观、软实力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大问题。意识形态从拿破仑开始已经成为与战争一样重要的历史方面。(完)

(本文为嘉宾在战略圆桌“近代西欧大国的战略与兴衰——世界千年战略经验”的论坛的发言,经过嘉宾本人审阅。编辑:豆姑娘,图片源于网络,合作、转载请留言。)

嘉宾介绍

郑佳明,现任湖南商学院文新学院院长、湖南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1949生,湖南长沙人。先后担任长沙市委党校教研室副主任,长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长沙市岳麓区区长,长沙市委常委、长沙市委宣传部部长,中共湖南省委外宣办主任、湖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主任,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湖南省政协常委,湖南省社科联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在长篇历史题材电视剧《雍正王朝》,《走向共和》和《恰同学少年》中,分别担任总监制和总策划,在大型理论专题片《走向和谐》中担任总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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